對很多80后、90后父母來說，孩子如何托管已成生活中的“痛點”，以至于有人調侃，“入園難，難過考公務員；入園貴，貴過大學學費”。接受記者采訪時，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劉焱說，現在的年輕家長對幼兒園的期望，不僅僅是“看護”或提供“托幼服務”，而是對孩子進行學前教育，為孩子今后的發(fā)展奠定良好的基礎，這就需要一支“高素質善保教的教師隊伍”。

的確，我國幼兒教師數量不足、素質不高、待遇偏低，因此，有政協委員建議，“二孩”時代幼師培養(yǎng)需加速。正像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所言：“我們學前教育崗位上的教師50%以上是中職培養(yǎng)的，但絕大部分的中職其實是沒有師資培養(yǎng)條件的。而我們的重點師范大學和重點師范院校培養(yǎng)的學前教育專業(yè)教師少之又少，全國6所重點師范院校，每年培養(yǎng)的學前教育教師只有600人左右。”其他研究機構也有類似結論。 

然而，“二孩”時代為幼師培養(yǎng)提速，僅是對接“二孩”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事實上，除了幼師不足問題，其他方面也沒有跟上，這就使想生二孩的家庭陷入“生還是不生”的困境。據《人民日報》的一則消息，全國婦聯一項調查顯示，半數以上一孩家庭不想要二孩。除教育外，醫(yī)療衛(wèi)生、生活環(huán)境等公共服務資源狀況和家庭狀況，是影響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就是說，生二孩的障礙還有很多，而這些恰恰就是“不敢生”的主因。 

是的，應該關注幼兒教育不足，而這僅是整個社會化服務滯后的一個縮影。二孩政策的推出，顯然是為了應對人口老齡化。不愿生育，意味著人口減少，而人口減少，就意味著人口紅利越來越少。目前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tài)，經濟下行的原因中，就與人口紅利減少有關。而我國經濟在改革開放40年間的快速發(fā)展，幾乎都與人口紅利有關，但人口紅利減少甚至消失后，即便是利用產業(yè)升級，用“中國智造”護駕“中國制造”，當然也需要青壯年的體力和智力。 

認識到這些，就會知曉二孩政策的重大意義，這也是有人最近提出放開“三胎”建議的原因。遺憾的是，即便是放開二胎，社會化服務必須跟上。去年兩會期間，有山東政協委員提出“目前很多家庭由于經濟困難無法養(yǎng)育二孩，所以我建議給予生育二孩的家庭進行補貼，減少他們的經濟負擔。”當然，為二孩家庭發(fā)放補貼看似一個不錯的建議，但這僅是一個方面。除了幼教、發(fā)補貼，母嬰、托幼、衛(wèi)生、保健、住房等方面，都是“攔路虎”。一句話：養(yǎng)孩子的成本太高，社會化服務滯后，就是不愿生的根源。 

可見，如果不給予愿意生養(yǎng)二胎的家庭更多的政策、資金、服務等方面的有效支持，想要讓人口保持合理增長恐怕就是一廂情愿。幼教少，費用高；住房緊，撫養(yǎng)貴；保健少，路徑缺；托幼、母嬰保健、接送孩子等也跟不上，那么，生育二孩的熱情無疑會降低，預期中的人口紅利就無法實現。就是說，如果社會化服務無法與全面二孩政策配套，對生育二孩的憂慮就不會停止。 

而且，哪怕是“全面二孩”政策，也屬于“計劃生育”，即控制生育政策，而不是全面放開。因此，對接公民生育權仍處于公眾的期待中。生孩子不像買蘿卜白菜那么簡單，不同收入群體，就有很大不同，在體制、年齡、性別等方面給群體造成的壓力也不一樣。二孩政策放開前，有不少人擔心我國將迎來一次“嬰兒潮”，而事實證明，雖然生育率有所增長，但給人口帶來的紅利還是有限。由此，必須把二孩政策與包括幼教在內的其他社會化服務都考慮在內，那么，更多“敢生”二胎的家庭才能不斷涌現。

（原標題：制約生二孩面臨的豈止是幼師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