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孩子去哪里上學？”這個5月，許多非京籍的家長都在問這個問題。

2014年北京市小學入學信息采集（簡稱“幼升小”）系統(tǒng)于5月1日開放。非京籍的家長懷揣著北京市教委要求 的“五證”開始遞交申請材料，然而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無奈地止步于各個區(qū)縣加設的門檻前。

是否有社保、暫住證是否不斷檔、是否在本區(qū)縣就業(yè)……不同區(qū)縣的門檻不盡相同，卻給許多非京籍家庭帶來同 樣的困境：他們的孩子在北京上不了學。

回老家上學，還是守在北京沒有學上，這個決定看似容易，但選擇的背后，不僅是非京籍家庭的心酸和無奈， 更是無數(shù)學齡兒童被迫離開父母，淪為“留守兒童”的不幸。

群眾利益無小事。習近平總書記說，有利于百姓的事再小也要做，危害百姓的事再小也要除。涉及數(shù)萬非京籍務工子女上學的問題，絕不是小事。期盼有關部門拿出務實的辦法，為異地務工子女上學留一尺書桌。

孩子，上學去哪兒？

5月22日，距離北京市幼升小信息采集系統(tǒng)關閉還有10天。

雖然剛到早上9點，但太陽已經火辣辣的，當天最高溫度達35攝氏度。距離北京市政府不遠的地方，有100多人圍在一起，中間被圍住的人滿頭大汗，正在高聲說話：

“大家不要激動，要理性，要團結，我們現(xiàn)在需要派代表過去說明情況。”

這些人大多30歲左右，女性居多，有的還帶著孩子，基本都來自北京市昌平區(qū)。

“我們的孩子去哪兒上學？”她們都在問著同樣的問題。

“沒資格在北京上學”

在這100多人中，有個家長看上去年齡稍大，高高的個子，在人群中很顯眼。她叫張華燕，因為穿著綠色的裙子，被其他家長們稱作“綠衣大姐”。張華燕語帶哭腔，但她的嗓門很大：“我們的孩子要上學。”

4月30日，《昌平區(qū)非京籍“五證”審核標準》下發(fā)，其中暫住證審核標準為父母雙方持有暫住地公安派出所2013年12月31日以前制發(fā)的暫住證，且暫住證在有效期內。張華燕暫住證上的有效日期為2012年6月26日到2013年6月26日，不符合審核標準。

當時張華燕沒有放在心上，“我們都覺得這個特別不合理，應該會有回旋的余地”。五一假期過后，她于5月4日第一時間到位于青年公園的街道辦提交材料，得到的回復是“你的孩子沒有資格在北京上學”。

張華燕在街道辦遇到同樣遭遇的家長。當天因暫住證不合格不能提交申請的家長有三四十個，“家長們一下子覺得問題嚴重了”。他們互留了電話，建立了“昌平幼升小”QQ群。這個剛開始只有幾十人的QQ群，在隨后幾天迅速擴展為600多人，并且一直在壯大。群里面的人幾乎都是暫住證出了問題，有的是斷檔，有的是父母雙方只有一方符合條件。群情激奮后，大家冷靜下來，開始商量對策。

陳平也是這個QQ群里的一員。他在北京讀大學，畢業(yè)后留下來工作，在北京已經呆了16年。他的孩子讀了3年的幼兒園，今年正到了幼升小的時候。得知自己的暫住證不合格，他又搜集了房產證、居住證、小區(qū)證明、就業(yè)勞動合同、個人所得稅和水電費發(fā)票，希望可以派上用場，然而結果并沒有改變。陳平很無奈：“這些材料都可以證明我們在北京呆了半年以上，為什么不可以？”工作人員的回答仍然是“我們只看暫住證”。

張華燕也開了同樣的證明，得到的結果與陳平相同，但是他們去哪里都隨身攜帶這些材料。

“我是房東，有房產證，但是沒有辦暫住證，孩子就不能上學。租我房子的租戶，沒有房產證，辦了暫住證，就可以上學。這就是一個笑話。”陳平說。他們這些結伴尋找解決辦法的人幾乎都在北京有房產證明。“沒有房產證明的人，基本上都不來，已經放棄了。”

5月22日這天，朝陽區(qū)的趙紅也守在北京市政府附近，同樣是為了孩子在北京上學的事情。雖然朝陽區(qū)沒有在暫住證方面設置門檻，但是趙紅們碰到了社保的難題。

去年幼升小信息采集的時候，趙紅得到的信息是，她這樣的農村戶口，只需要“五證”，并沒有提及社保。當時她就把家里的戶口本、出生證明、結婚證等證件全都帶到北京，無監(jiān)管證明也早就開好。她原以為只要在規(guī)定的時間把這些材料提交給街道辦，孩子就可以上學了。

4月23日，趙紅無意間聽到在另一個幼兒園上學的孩子家長說，幼兒園年前就通知讓家長準備社保。她吃了一驚，請了假趕到朝陽區(qū)南磨房鄉(xiāng)政府咨詢，“當時工作人員說，有就交上，沒有也沒事。”說話間，趙紅的語速很快，眼睛瞪得很大，雙手攤開，頓了頓又收了回去。5月16日，她詢問審核結果，答復是尚在審核中。20日，一直等不到消息的趙紅按捺不住，再次到南磨房鄉(xiāng)政府詢問，這次的答復是審核未通過，原因是沒有社保，她當時就蒙了。

南磨房鄉(xiāng)政府為人民服務大廳門口，擺放著幾塊宣傳板，上面貼著的文件列舉了朝陽區(qū)非京籍父母辦理借讀證需提供的“五證”，其中并沒有關于社保的部分。

“為什么不提早告訴我們需要辦理社保？我們現(xiàn)在根本來不及補辦。”趙紅說。她手里拿著自己的工資條，上面寫著4月份工資2000元。為了照顧孩子，趙紅一直在北京打零工，從來沒有辦理過社保。她的丈夫是一名職員，公司只為他上了商業(yè)保險。

“時間來不及了”

這是張華燕經歷過的最焦急無奈的5月。整整一個月她都沒有去公司上班。她一宿一宿地睡不著覺，眼睛下面有烏青的黑眼圈。每天清晨6點起床，她看一看熟睡中的6歲的小女兒，然后拿著紅領巾和寫著“我要上學”的白紙，與其他家長們搭乘各種交通工具，到街道辦、小招辦、區(qū)教委、市教委、區(qū)政府和市政府，希望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我心里很自責，沒有提早做好準備，耽誤了孩子的教育。”她說。

實際上，早在4年前，張華燕的孩子只有2歲時，她已經開始考慮孩子上學的事情。2006年她家所在的小區(qū)成為海淀區(qū)一所學校的學區(qū)房，按照協(xié)定，她的孩子可以優(yōu)先入學。2010年，為防萬一，她又在海淀區(qū)買了一套學區(qū)房。當時張華燕的心里踏實了，在她看來，該做的準備都已經做了。

去年她開始咨詢居委會、街道辦和學校，到處打聽政策，單位這樣回復她：政策還沒下來，不好說。當政策最終出臺，張華燕發(fā)現(xiàn)自己百密一疏，她被卡在了暫住證上。小區(qū)里與她有同樣情況的家庭共有11戶。她遇到其他區(qū)縣的非京籍家長，發(fā)現(xiàn)不同的區(qū)縣有不同的限制條件，“我聽說通州是最嚴的，我們面臨的情況都是一樣的，孩子沒有學上”。

不管她如何責備自己，也無法擺脫這種心酸的滋味。“我們犯下的錯誤，我們自己買單，請給我們一個機會。只要有一條補救的措施，或者給我們罰款，我們怎么做都行”。

張華燕反復到辦事處詢問，到教委打聽情況，甚至和其他家長在回龍觀鎮(zhèn)政府前面喊了一個星期的“我要上學”的口號。

“剛開始的時候有工作人員告訴我們，政府可能解決一部分，也可能不給解決，這些都不好說。”在張華燕和其他家長看來，這是對他們的搪塞。

如果說對于當時答復，他們還抱有一線希望，稍后幾天，從市教委和市政府得到的答復則讓他們開始失望。

“區(qū)政府告訴我們是市政府的事，市政府告訴我們權力已經下放到區(qū)政府。再后來就說開個會才能做決定。我們就像皮球一樣，被踢來踢去。”張華燕說。

吳靜和張華燕同屬于一個小區(qū)，她和丈夫只有一方的暫住證符合要求。根據(jù)昌平區(qū)的政策，單親家庭只需要提供一方的證明。5月21日他們辦理了離婚手續(xù)，提交材料時卻被告知只有在5月1日前離婚才算有效，婚白離了。吳靜說，像她這樣選擇離婚的家庭，有幾十例。

盡管家長們一再地互相提醒，要克制自己，理性地表達訴求，5月22日在北京市政府信訪辦門口，他們還是與警察發(fā)生了沖突，4人被帶到東交民巷派出所了解情況。張華燕一直坐在派出所等她的同伴。第二天她回到家時，已經是凌晨5點。她簡單洗漱一下，又奔向昌平區(qū)教委。

趙紅和她的同伴們幾乎是在重復張華燕的生活軌跡，只是地點由昌平區(qū)換成了朝陽區(qū)。他們的時間比張華燕更緊迫，朝陽區(qū)提交申請材料的截止日期是5月25日24點。然而他們得到的答復并不比張華燕好。

5月23日上午，南磨房鄉(xiāng)政府的工作人員說：“我們只負責收材料。”中午，朝陽區(qū)政府信訪辦給他們的答復是：決定權放在鄉(xiāng)里，去找鄉(xiāng)政府文教科。下午，他們又去南磨房鄉(xiāng)政府，信訪辦的工作人員說：“我們只是政策的執(zhí)行者，只能向上反映情況。我們已經聯(lián)系文教科的同志，他們稍后就到。”直到下班，僅有一樓之隔的文教科工作人員都沒有露面。

盡管家長們反復要求，南磨房鄉(xiāng)政府一直沒有提供關于社保的政策文件。一位家長憤怒地說：“有政策變化必須得公告。政策到底是誰制定的，請給我們一個說法。”

“我們的時間來不及了，可是我們心里一點底兒都沒有。”趙紅說。由于一直不停地在說話，她的嗓子有些啞。她把背包里的面包拿出來看了一眼，面包已經有些味道，她又塞了回去。

5月25日下午，趙紅從朝陽區(qū)南磨房鄉(xiāng)政府工作人員處了解到，提交申請材料的人數(shù)為380多人，通過人數(shù)為88人，通過率為23%。這是提交申請材料的最后一天，他們在朝陽區(qū)教委呆到晚上7點40分，然后又趕到南磨房鄉(xiāng)政府再一次提交申請。工作人員雖然收下了材料，但還是說：“就算我們收了，沒有社保還是過不了。”

“我們已經沒有希望了，我們絕望了。”趙紅說。說完這一句，她忽然嚎啕大哭。

“為什么不回老家”

這些天張華燕被問到最多的問題是“你們?yōu)槭裁床换乩霞疑蠈W”。

張華燕老家在遼寧，1999年她和丈夫到北京中關村做IT業(yè)務。“外地人來北京打拼都是不容易的，我們也是一路艱辛走過來的。剛開始來北京，身家性命都壓在這里。我們覺得這里是首都，是政治文化中心，所以挺憧憬的。”經過多年的努力，他們從個體戶發(fā)展為一家大公司，在北京擁有四套房子，“我們在北京生活這么多年，生活圈子都在這里，北京就是我們的家”。

2005年她將父母和公婆接到北京來居住，把老家的房子都賣了。“我們舉家過來。老家房無一間，地無一壟，不可能再回去了。”如果女兒回遼寧上學，他們家需要重新在遼寧買房，家里人面臨分離的局面。“孩子只有跟著父母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我們的孩子都是在北京土生土長的。回老家上學，對孩子來說人生地不熟，是一個陌生的地方”。

剛到北京時，張華燕居住的地方是昌平的莊稼地，一片荒涼。“我們外地人建設了這里。是不是現(xiàn)在不需要我們做貢獻了，就要讓我們離開？”

張華燕的大兒子3歲時隨他們一起來北京，2000年兒子幼升小時，他們在北京還沒有買房，父母也在老家。如果把兒子送回老家，自己不在身邊教育，她擔心兒子就算學習好了，性格也可能不好?？紤]到兒子在北京能夠增長見識，德智體美能有更好的發(fā)展，最終選擇讓兒子留在北京。在交了贊助費后，兒子很輕松地在家門口的一所學校上了學。當時的張華燕沒有想到，10多年后她再次面臨孩子上學問題時，更沒想到會這么困難。

與張華燕一樣，趙紅也被問了無數(shù)遍“為什么不回老家上學”。

“要是家里什么都好，誰愿意背井離鄉(xiāng)出來？”趙紅老家在甘肅，很貧困。家里房子很小，如果全家人都回去，他們連住的地方都沒有。她的弟弟在西安打工，老家只剩下70歲的爸爸和公公，孩子回家后會就成為留守兒童，沒有人照顧。“國家正在想方設法地解決留守兒童的問題，可是這個政策分明就是在制造更多留守兒童。”

趙紅在“南磨房幼升小”的群里很活躍。急脾氣的她怕說錯話誤了大家的事，每次派代表交涉時總是主動退出來，只在后面不時地提醒家長們要克制。盡管在行動時她總是為大家加油打氣，告訴家長們要相信政府，但回家后的她難以面對的是孩子的面孔。

趙紅的兒子豆豆一直很活潑淘氣，可是最近幾天她發(fā)現(xiàn)豆豆很乖，她出門時豆豆都會哭著說，“媽媽，再見”。每天回家，豆豆都會問她一遍，“媽媽，通過了嗎”？他對趙紅說：“媽媽，就算不上學了，我也不離開你。”

家長們在一起互相打氣時，只要說到自己的孩子，就會難得的輕松開懷。趙紅給大家講了豆豆安慰她時說的話：“媽媽，等我有錢了我給你買房車，在世界各地給你買車位，你想怎么停就怎么停。我們不要住在固定的地方，我們有房車，房車里面什么都有，我們想到哪個城市就到哪個城市。”

趙紅聽的時候很幸福，回味起來卻很心酸。她不希望兒子這么小的年紀就接觸到這些，但這些都不是她所能決定的。有些家長將自己的孩子帶到鄉(xiāng)政府和市政府，“孩子很聰明，他們都知道發(fā)生了什么事情。我們希望把孩子帶過去，讓政府看看我們的孩子，他們要上學。”

李婷說：“孩子問我們他現(xiàn)在為什么不能在這上學的時候，我們做家長的真的很難回答。告訴他，因為你學習不好，不是。因為你惹爸媽生氣了，也不是。因為我們是外地人，可是我們不想這樣說，不想傷了他的自尊。”

李婷和丈夫6年前來到北京，他們到北京來的一部分原因，是想讓孩子接受到更好的教育，走得遠一點。在他們老家，很多留守的孩子十幾歲就不上學了。

這些天李婷一直將孩子希希帶在身邊。希希3歲前是留守兒童，在老家和爺爺奶奶住在一起。3年前李婷將希希從老家接到北京，他每天躲在桌角說“媽媽我害怕”。一直到現(xiàn)在，希希不愿意和別人接觸，說得最多的也是“媽媽我害怕”。李婷聽到希希怯懦的聲音，心里很不好受，她不愿意讓孩子再次成為留守兒童。

5月24日早上下著雨，家長們在南磨房鄉(xiāng)政府門口寫“我要上學”的條幅，李婷讓希希也過去寫上。希希將“要”字寫錯了，修改后，他仍然覺得不好看?；厝ズ蟮膸滋焖恢痹谧载?，他問李婷：“媽媽，是不是因為我的字寫的不好看，所以不讓我上學？”

“孩子，去哪里上學”

盡管時間很緊張，張華燕還是抽空去了一趟天津。她去天津的目的是買房。6月1日前在天津買房可以申請藍印戶口，她要為女兒以后的高考做準備。張華燕的大兒子是回遼寧參加的高考，在北京能考500分的他，在遼寧考了280分，連上三本的資格都沒有。“兒子已經耽誤了，不能再耽誤女兒。”張華燕說。

提及去天津買房的事，張華燕急忙解釋：“我不是要退縮，女兒在北京上學的事我會一直堅持下去。”她從同伴那里得到消息，北京市教委將會在6月30日前給他們回復。也許是已經失望多次，對于這個回復，張華燕沒有把握，但她很堅定：“我們就算只有十幾個人，也會找律師爭取權益。”

張華燕的鄰居，已經離婚的吳靜，不得不選擇妥協(xié)。她和丈夫準備回老家，先復婚，再考慮孩子上學的問題。

妥協(xié)的不僅僅是吳靜。盡管朝陽區(qū)教委的工作人員說將會在6月18日前給他們答復，也會對審核沒通過的材料進行復審，趙紅的同伴們卻每天都在減少。5月26日，他們的QQ群解散了，趙紅也放棄了。她開始聯(lián)系老家，為孩子回家做準備。“在知道市教委和區(qū)教委都沒給肯定答復之后，我就陷入絕望之中，我不愿意再提這件事，也不再抱著讓孩子在北京上學的希望。”

雖然同伴從最初的五十多人，減少到現(xiàn)在的二三十人，李婷仍然在堅持，她做夢都在想等拿到借讀證一定好好睡上兩天兩夜。好幾個家長生病了，參加活動的時候隨身帶著藥，他們向單位請了假，決心不到9月1號絕不放棄。“這條上學路太難走了。但是我們一定不會放棄，一定堅持到底。我們從小就教育孩子，遇到困難不要退縮，不要害怕，現(xiàn)在我們遇到困難了，一定要努力爭取，給孩子做個榜樣。”

她再次地強調絕對不會回去，但她的表情茫然：“我現(xiàn)在也不知道怎么辦，不知道我們的孩子該去哪里上學。”

她希望政府幫助他們把家鄉(xiāng)建設好，招商引資，發(fā)展經濟，提高教育質量。“如果大家在家掙的錢和在北京掙的錢一樣多，孩子在家門口就能接受到很好很全面的教育，我們自然會選擇呆在家里，還可以多陪陪老人，這樣不是很好嘛。”

陳平抱怨：“我們在這里打拼多年，原本認為孩子在這兒上學是理所當然的。在這兒上學不是搶占教育資源，而是孩子呆在我們身邊才能有良好的教育。”他表示能夠理解這個政策，但是政策太突然，家長沒辦法應對。要是提前一兩年通知，他們可以通過其他途徑解決孩子上學的問題，比如離開北京回到老家，也不至于像現(xiàn)在這樣手忙腳亂。他與李婷一樣，決定堅持下去，雖然不知道將會得到什么樣的結果。

奔走多日的趙紅病倒了，她說：“我們就像帶了一個玻璃罩，走啊走，好不容易走到這里了。人家拿著一個巨大的錘子，咣一聲給砸了，我們只能重新來過。”她說完這一句，不愿再說話了。

（應采訪對象的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名。實習生侯夢茹對本文有貢獻。）

城市，請給務工子弟留一尺書桌

從限購房、限牌照，到限入學，北京的城市治理手段不斷升級。

目前，即便是北京教育系統(tǒng)人士，也無法說清楚各區(qū)縣參差不齊、莫衷一是的規(guī)定。在北京非京籍子女幼升小的背后，到底隱藏著北京市對外地人子女求學的何種初衷？

對于學生家長和教育專家來說，2014年無疑是北京幼升小“最嚴入學年”。在嚴苛的規(guī)定松動之前，許多非京籍學生的入學，不僅“成本”高昂，而且無途徑實現(xiàn)。

“五證”之外的“嚴格”

根據(jù)4月18日北京市教育委員會發(fā)布的關于2014年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工作的意見，非京籍適齡兒童要在北京市上學，父母需提供“五證”，即在京務工就業(yè)證明、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全家戶口簿、在京暫住證、戶籍所在地無監(jiān)護條件證明。適齡兒童必須要參加入學信息采集以獲得學籍號。

該意見表示，“各區(qū)縣按照北京市非本市戶籍適齡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證明證件材料審核指導要求，結合實際制定實施細則”。

在五證中，被附加條件最多的是暫住證，海淀區(qū)、豐臺區(qū)和昌平區(qū)都有不同的要求，其中最嚴格的是昌平區(qū)：父母雙方暫住證日期在2013年12月31前頒發(fā)，且不能斷檔。

除“五證”之外，通州區(qū)要求父母雙方工作和居住均在本區(qū)（自有住房的務工就業(yè)證明在京即可）。亦莊要求家長必須在片區(qū)務工三年以上。而去年通州的政策只要求“五證”和社保。通州是眾所周知的“睡城”，許多人因租金便宜而選擇住在通州，真正在通州工作并繳納社保的人比例并不高。

對工作和居住有限制的不僅是通州區(qū)，東城區(qū)也同樣要求父母雙方均在東城區(qū)務工并居住，豐臺區(qū)則要求父母至少一方在該區(qū)務工。

一些非京籍家長還面臨社保的門檻。北京外來務工者工作流動性大，很多臨時工沒有簽訂勞動合同，能為打工者繳納社保的單位更少。

通州區(qū)要求在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間繳足12個月的社保，并提供辦理補繳社保的日期。昌平區(qū)要求，在截至申請日期上上月，要連續(xù)繳納4個月社保，補繳的不算連續(xù)繳納。朝陽區(qū)對社保的要求則飽受指責，家長們提交申請時被告知不需要，但審核結果出來后又被告知因沒有社保而未通過。

突如其來的政策讓非京籍家長措手不及，更為人所詬病的是這些細則并未通過各種渠道提前公示。

北京市教委發(fā)文回應

面對外界的質疑，北京市教委5月29日發(fā)布了一份《近期義務教育階段小學入學工作有關問答》表示，要求“五證”的目的，是在教育資源相對緊張的前提下，依法保障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并公開、規(guī)范工作程序。

北京市教委再次重申，非京籍兒童入學堅持“五證”審核，“五證”不過關將不能在北京入學。按照5月19日教育部下發(fā)的《關于做好無學籍流動學生管理工作的通知》，在不合格學校就讀的，不能建立學籍；沒有學籍回戶籍地就讀的，戶籍地學校必須依法接收并建立學籍。也就是說，戶籍所在地政府有責任接收回鄉(xiāng)就讀的學生并解決學籍問題。

對于非京籍家長所指責的政策出臺沒有提前公示，一些區(qū)縣對暫住證和社保的時間要求不合理，以及家長們關心的暫住證和社保不合格的情況是否有補救措施等問題，相關部門未做出明確回應。

中國傳媒大學的一位教授（一位京籍家長）認為，從取消共建班、禁止擇校來看，今年政策本身有相對公平的一面，對非京籍家長的要求也不算離譜。問題在于政府沒有提前告知家長政策的變動，政策宣傳和解釋工作不夠，服務意識不強。

朝陽區(qū)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街道辦工作人員告訴《民生周刊》記者：“我們得到上面指示，這個（政策）松不了。”對于為什么提交材料時不要求社保，審核時卻要求有社保，該工作人員的回答是：“上面管得緊了”，“實話實說，教委就是這么要求的，他可能一開始就沒告訴我們，現(xiàn)在又說了，我們就趕快跟人（非京籍家長）說了”。

5月26日，北京市教委給朝陽區(qū)非京籍家長的回復是這樣的：“各個區(qū)縣可以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確定入學的實施細則，所謂實際情況就是孩子多少，學校多少，學位數(shù)多少。”“區(qū)縣制定實施細則都是經過區(qū)政府同意的，市教委作為全市層面的，不能干涉。因為基礎教育在區(qū)縣，市教委不直接管任何一所學校。在義務教育入學這塊，區(qū)縣政府是主責，我們是業(yè)務指導部門。”

輿論評“緩解入學壓力 ”

北京市教委承認，一些區(qū)域學位緊張和班額增大的趨勢客觀存在，需要加強學校的布局規(guī)劃和建設，同時對入學需求進行預測和引導，逐步緩解入學壓力。

據(jù)統(tǒng)計，2013至2014學年度北京市小學入學人數(shù)為16.6萬人。今年5月1日啟動的小學入學信息采集工作于31日結束，目前共有16萬人參加信息采集。采集系統(tǒng)關閉后，符合條件的家長仍可到區(qū)縣教委參加信息采集，這個數(shù)字仍在增加。根據(jù)北京市教委主任線聯(lián)平的預測：今年小學入學人數(shù)將達到17.6萬人。

一位關注北京教育的新浪博客博主按照北京市統(tǒng)計年鑒進行估算，此次北京幼升小學生，京籍大約有10.4萬人，還有7.2萬名額可以給非京籍。而在朝陽區(qū)3萬“幼升小”學生中，非京籍學生約1.6萬，超過京籍學生。

作為緩解入學壓力的手段之一，而今北京收緊的幼升小政策，其初衷似乎可以從通州區(qū)教委一位官員的話中看出端倪：“這是北京市的大趨向，要把低端人群和市場趕出北京。通州區(qū)有限的資源，都被外地人占了。”

一方面是小學階段生源數(shù)量明顯上升，另一方面是優(yōu)質教育資源不足。粥少人多的局面逼迫政策不斷調整。在教育公平與地方利益的兩難處境下，至關重要的是如何平等對待所有利益相關者。

有專家認為，此次幼升小后，將會出現(xiàn)大量留守兒童。地方政府以人口控制為目標剝奪孩子上學的基本權利是短視的。長期來看，整個國家和社會將為這種短視買單。

有網友認為，北京的人口控制要依托生活成本的提高，即市場行為來進行，而不是來自行政命令或犧牲兒童的入學權。在采訪的過程中，許多非京籍的家長們對記者表示，對控制人口的做法可以理解，“但是拿孩子上學說事，這樣的做法不道德。”

評論員啟越如此描述今年北京的幼升小：對于京籍孩子家長來說，是一場戰(zhàn)爭；而對于非京籍孩子家長來說，則是一場不幸。